（一）教育在国家发展与世界和平中的作用和职能不断扩大→教育研

　　究的地位随之相应提高

　　当“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受到质疑时，它在亚太地区却广受欢迎，成为国家增加公共教育支出的依据，因为教育被确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同时亦是能给家庭和个人带来高值回报的投资。亚太地区教育部长和经济部长会议在其宣言中把教育称为“国家发展的强大驱动力”。

　　多年来，教育的职能已大为拓展，它已成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基本途径；实现社会平等和全民(尤其是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能力要素；消除经济贫困和促进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培养终生学习能力、充分开发人的潜力和实现个性全面发展的根本方法；提高全体公民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有效手段；人们学习和谐共处、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石。

　　　教育在发展中的作用在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上不断变化，而又日益互相交织。一方面，联合国《普遍人权宣言》第26款强调“教育须致力于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强调“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的才能、智能和体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完全被置于社会之中，该《宣言》的第29款又强调，“每个人都对社会负有责任，人的个性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目标就是要使其所有的成员充分而自由地发展体、智、德诸方面的个性，而不是牺牲一部分成员以满足另一部分成员。(UNESCO，200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国际思想界出现了从“人力资本论”向“人本发展观”的转变。1986年　联合国大会宣称人应成为发展的主体。1995年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发表的《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计划》进一步把这个原则变为国际认同的行动计划，该计划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把人民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的新的共识。(UNESCO，2000)此后，“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理念受到质疑，因为人民不仅仅是“增加生产的资源”，而且是发展的终极目标和中心目的。

　　因此，从广义的“发展”概念来看，人们日益重视教育对全球关注的发展需要的贡献，如消除贫困、社会包容、文化多样性、环境保护、基本卫生保健(包括预防爱滋病和吸毒)。为适应这些变革，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教育科研重点转到了对发展型政策的研究。

　　提交本会的国家报告和UNESCO的计划活动都表明，教育研究的地位随着教育职能的拓展得到了提升。中国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实例。中国教育科研高度重视宏观教育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制订，并纳入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五年/十年规划中。中国国家教育部成立了跨部门的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对重点教育科研课题给予专业指导和经费资助，为政府制定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教育决策提供及时和有效的咨询。中国教育科研已实现了从偏重基础研究向为教育决策和教育创新实践服务的应用研究的转变。

　　(二) 以面向发展的政策做杠杆，推动系统的教育改革→教育科研转向加强同决策的联系

　　为促进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浪潮此起彼伏，许多亚太地区国家教育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一个国家教育目标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开发有效的政策和战略，同时重视改进教育规划、数据分析、科研和能力建设。亚太地区的经验表明，教育科研与发展导向决策的密切联系已十分明显。

　　在澳大利亚，大部分教育科研实行政府委托研究，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校也要求“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办学机构和政府部门有着广泛和直接的联系。

　　在印度尼西亚，教育政策旨在支持国家发展目标，把“改善人力资源”放在优先地位。教育科研一直服务于国民教育部教育政策议程。为适应管理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和学校的变革，教育科研已主动服务于地方、社区和学校的不同需要。

　　自1990年以来，教育改革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2001年日本文部省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计划》，确定了总体教育改革目标，紧紧围绕政府制定的改革政策。为加强科研与决策的联系，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已更名为“日本国立教育政策研究所”。

　　新西兰教育部资助的教育研究的第一重点是“战略政策研究”，就是分析影响教育结果的重要因素，并在确定国家政策重点的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二重点是“监控教育系统实绩”，就是使教育部能把握新西兰教育发展的走向。

　　韩国政府努力支持教育研究和开发，以实现“总统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的主要教育改革目标。韩国教育开发院作为国家教育研究和开发中心，对教育政策、战略和计划的制定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教育开发院成为独立的教育研究机构，并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政策性研究上，旨在办成一个“世界一流的教育政策研究国家中心”。

　　泰国通过国家教育委员会(ONEC)组织的大规模国际比较研究，推动了《教育改革法》和作为国家教育宪法的《国家教育法》的制定与颁布。

　　各国的经验充分表明，教育研究在以科研为依据的政策制定和改善教学实践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亚太地区国家普遍认为：教育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产生系统性、分析性知识和信息的手段，用以帮助人们认识教育现象，改进教育规划和变革实践，对教育改革至关重要。

　　（三）教育从只强调增加投入转而注重教育结果的质量→教育研究转向对影响教育质量和学习成绩的主要因素的探究。

教育公平和质量一直是国际上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在许多方面，公平和质量是互为因果和相互影响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

　　自1990年在泰国宗滴恩举行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以来，各国实施全民教育，不分年龄、性别、种族和经济背景普及所有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基础教育，以实现教育机会均等。2000年《达卡宣言》和《全民教育行动框架》界定的全民教育内涵已大为拓展，日益关注全民教育的质量方面，“全面提高各级教育质量”已列为全民教育六大目标之一，“全民教育”意味着“全民质量教育”，“高质教育施于少数人”已变为“高质教育面向所有人”。大量的事实表明，教育已转向注重改进教育过程和教育产出的质量、适切性和效益。

　　亚太地区教育科研关注的重点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这一点可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文献和国际资助的研究课题中得到印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开展了许多有关入学率、巩固率和毕业率问题的实证研究及公共教育经费跨国比较研究等。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日益关注针对性和质量问题，围绕下列问题开展了大量课题研究：影响学习成绩的因素，质量标准和指标，生本课程和教学方法，教师专业发展，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学习环境和有利的政策导向等，并产生了许多成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科研为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做出了贡献。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科研人员开展了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倡导和促进发展各级素质教育的国家政策的实施，旨在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把千百万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学会合作的创新性人才。(朱小蔓)

　　日本教育科研机构根据文部省“面向21世纪教育改革计划”，开展了学生学习现状、未来对新能力的需要、新的学习课程的实施和个性与创造性教育等重点领域的研究。(远藤昭雄)

　　（四） 教育重心由教转向学→教育科研更加注重研究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并深入研究如何根据学习标准制订教学标准。

　　随着终生学习原则的广泛应用以及信息通讯技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学校已不再是惟一的教育场所，教师也不再是惟一的“信息来源”或者说主要的“知识权威”。教师的角色正逐渐转变为学习的“推手”或“教练”。教与学已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对教育从根本上进行反思和重大改革。

　　学习的目的已从获得信息或事实性的知识和偏重智能的成绩测验，转变为培养学习能力和掌握认识工具以充分发挥个人潜能。

　　学习的内容正从以学科为基础的学术性课程转变为跨学科、多学科的课程，不仅学习知识，而且学习生活技能、工作技能、交流技能，成为适应多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就业市场所需能力的综合型学习。

　　学习的过程正从“上学—工作—退休”的线性教育模式转变为“学习—工作—学习”交替循环模式，追求终生学习；从在学校“一站式”的知识获取转变为在信息密集的环境中通过多样化的途径来学习；从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的“粉笔加黑板”式学习方法转变为借助新的信息交流技术采用更人性化的互动式教学(在教学习伙伴之间)。

　　学习者的类型和特别在变化。他们的背景和文化更加多样化；他们是有着不同价值观，用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新一代人；他们是数字化时代的产物，甚至在某些方面胜过教师；他们是开放型的，个性多变，独立思考，富有批评精神；他们的锐意进取和创造性需要新的教学方法来激励。

　　学习的场所也在发生横向的变化(从家庭、学校教室到工作地点，大众媒体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学习环境)、纵向的变化(从幼儿教育到小学，再到中学、大学，直到退休后的继续学习)、以及立体的变化(从真实的到虚拟的学习环境)。

　　这种将重心转向学习和学习者的趋势反映在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转向探讨学习如何发生，学习如何得以辅助，如何改进学习以及提高学习的效率。

　　在心理指导、课程开发、教学法和比较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使得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并实践学生中心和有效学习的方法。为适应这种趋势，在教育研究方面的重要转变还体现在制定与学习标准相一致的国家课程标准和教师专业标准上。

　　通过建立教学标准来改革教育，导致了教育的理念更新，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人成长、发展，使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美国的学生学习标准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教学和学习的认识，其课程标准就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和教学纲要。学习者的角色已被重新定义，他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学习“工作者”。同样地，教师的角色也相应地从“讲坛上的圣人”转变为“学生身边的指导者”，这就要求教师具备全面的素质，使得学生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学习和成长。最后，对知识和学习的实质的再认识要求重整学习的环境和不同的系统支持。教育标准的设定，对学习期望的定义已经成了一种“国家课题”。近几年来，在关于学习内容的教育标准以及相应的学习成果的评价方面，已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文献。

　　在亚太地区和国际上所开展的研究表明，师生互动仍然是学习成绩的关键，教学质量和教师素质是提高学生学习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因瓦森指出了现行教育研究文献中有关教师学习和学生学习相互联系的四个主要趋势：要关注教师需要学习什么；在教师学习和学生学习之间更明确的联系；将实践作为职业学习的基础；更多地使用教学标准和绩效评价作为一个框架来指导教师的专业学习。

 　　　　　　　　　　　　　　　　　　　　　　（摘自互联网）待续

(转载自南通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