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信息通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和深刻影响→教育科研越来越多地把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和教师在技术辅助环境中的作用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在教育中，“技术”可以理解为“科学”及其他系统知识在人机关系中的应用，因此，当我们谈到“信息通讯技术”(ICT)时，我们指的是以前和现在的技术，包括印刷品(书)、粉笔/黑板、电影、收音机、电视、录音录像、电脑和互联网。

　　在技术的应用上，教育往往比较保守，传统的“粉笔+黑板+讲授”式的教学方式在学校课堂中延　续了许多世纪而没有根本的改变。

　　但是过去十年间ICT的迅速发展对教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层次影响。新的ICT创造了新的信息“高速公路”和国际互联网，从而营造了信息和知识来源多样化的教育与学习环境，使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接受和传送信息，这也就使学习的行为空前地个别化，使教师的作用也不得不随之改变，由知识的传授者变为学习的“教练”和“推手”。ICT不只是能创造巨大学习机会的强有力工具，使教育以最有效的方式传送给最边远的地区和人群，而且具备了极大的潜能，在新的层面上强化师—生、生—生、师—师、人—机的互动关系，从而有利于教和学的质量与效益的提高。

　　在考察ICT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趋势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到，不但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有可能加深的危险，而且一国之内不同地区方面的差距并不会借ICT的应用而很快缩小。技术本身再先进，也只是服务于教育教学目标的手段，它不会改变教育、教学过程的性质和规律，也不能由其本身创造教育奇迹。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必须辩证地理解，并付诸实践。在这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部门助理总干事约翰·丹尼尔(John Daniel, 2002)在第八届UNESCO—APEID国际教育会议上提出的四大原则非常值得教育决策人员和教育研究人员在思考和应用ICT的过程中参考：

　　·防止偏见　“万维网”并非包治教育问题的“万能药”，“互联网可以创造教育奇迹”的假想可能误导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讲求实效　要用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避免空想，理论与实践都要有据可依；

　　·扩大视野　无论是对技术本身的理解，还是对由技术辅助的学习和人在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都应从更宽的视野加以审视，ICT远不止是“互联网”，技术的有效应用要靠人和社会系统的支持；

　　·寻求平衡　这对历来讲求和谐与平衡的亚洲来说尤其重要，首先，是用技术强化教，还是用技术强化学？在利用技术扩大教师的影响作用与利用技术为学生创造好的学习环境之间要寻找平衡；其次，在教/学有关计算机的知识与用包括计算机在内的技术作工具去教/学其他所有的知识、技能之间要寻求平衡；再次，在用ICT于教育行政与用ICT于教育管理之间也要寻求平衡。

　　随着信息技术越来越多的应用，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新的研究方向表明，当前首要的研究领域是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和应用；信息技术越来越“融入”教学过程，作为培养创造性、团队精神、解决问题和交流能力的一种方式。在澳大利亚出现的研究问题和疑问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如：教师、学生和技术如何才能在课堂上更有效地互动？信息技术如何影响学生学习的方式和效果？信息技术如何才能与好的教学法融为一体，作为一种工具达到教育目的？

　　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教育科研界正在开展可喜、可为的和令人鼓舞的研究，而教育研究的重点和方法也在发生明显的变化。

　　(六)世界各国与本土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趋势：教育研究日益全球化

　　“全球化”一词起初经常出现在经济领域中，用来表示市场与生产领域日益相互依存与整合的趋势，业绩标准和管理法规国际化的趋势，资本、技术、经济信息网络跨国化的趋势。然而，“被宽泛的”国际贸易中的自由化原则主导的“经济主义”“已侵入人类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其中包括教育”。(Ndoye,M.1997)“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同时制造和销售”。(Throw,1996)

　　与在经济领域一样，教育体系的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也是复杂的，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全球化趋势对教育的意义和影响，有以下几点值得评述：

　　(1)世界范围内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取信息来源；

　　(2)在获取新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教学和训练的需求日益增长，以提高个人和国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3)专家和人才流动造成日益增速的跨国“人才外流”和“人才输入”；

　　(4)教育的输入和输出受到的影响，来自处在社会变迁的地区如中亚的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公共教育支出的下降以及公共教育所受到的一定程度私有化的压力；

　　(5)通过签署国际/地区公约促进学位相互认可，对教师资格认证的统一要求以及课程设置的标准化与多样化；

　　(6)在充满冲突的国际环境中学会共处，在“地球村”中和平地生活，更好地理解其他民族及充分尊重其文化；

    (7)教育决策从中央集权转向地方分权，社会各界和社区日益广泛地参与教育事务；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化，教育被列为受世界贸易组织监管的12种服务贸易之一，40多个国家已签署了包括“跨境支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的“教育服务类”协议；

　　(8)国际教育正在成为重要的进出口商品，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10个发达国家每年招收超过150万的学生(美国招收50万，收入123亿美元；2002年澳大利亚出口教育服务收入达37亿，仅次于旅游业)；

　　(9)几百个西方大学通过因特网向海外消费者提供收费课程和学位；

　　(10)发达国家的大学在海外开设分校，且数目正在增长；

　　(11)多国合作投资和国际教育/网上学习市场出现竞争。

　　在教育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亚太地区各会员国一直注重通过教育保护、促进民族/地方传统和文化特性，开发内在潜能。如在教学语言、教育软件、信息网络中加强文化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将本土的文化智慧用于公民道德规范及审美教育中。

　　全球化对教育体系的冲击，体现在教育已由国家的责任转入了全球范围。“从教育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的质量正被纳入到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Carnoy and Rhoten,1997)20世纪90年代初开展的第三次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依学生平均学习成绩对教育体系排名，全民教育2000年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研究教育体系方面的合作等等，都体现了教育研究的全球化和它的多面性影响。

　　在教育全球化趋势方面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从多种角度对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如Haddad,W.D.1997；McGinn,Noel F.,1997；Altbach,Philip,2002；Carnoy,M.and Diana Rhoten,2002；Dale,Roger and Susan Robertson, 2002；Welmond, Michel,2002)。

　　与此同时，需要更多研究工作来探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问题，如：

　　——应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WTO框架下的教育进出口与全球化教育市场中国家教育主权之间的关系(如立法权，执行职责，法律权利和监督权)？

　　——如何解决保持大学教学、研究和服务的核心价值与正在增长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商业化之间的矛盾？

　　——应制订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和课程标准才能保证和控制在本国教育市场的外国教育服务的质量(比如通过评估认证等手段)？

　　——采取什么样的立法和政策行为将单向的“人才流失”变成有利于人才输出国的“人才增值”？

　　——国家的课程评价标准和评估体系如何被用来提高多样化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如何解决发展中国家教育系统面临的外国机构和项目纯为盈利而非促进输入国教育发展的威胁？

　　——用什么样的政策来解决国际知识体系和国际教育市场中不断增长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竞争？

　　——教育市场全球化和本土文化进程之间的冲突如何通过课程改革得到解决？

　　（本文系作者在第五届亚太地区教育科研院/所长联席会上所做的报告的第一部分。)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让老师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香港大学有个微生物系，其中不乏知名学者。２００３年非典袭来之前，它的排名并不高。非典过后，港大微生物系却因为在全世界最早找出非典的病菌，知名度大大提升。“这就象踢足球，没有比赛，别人怎么知道你的水平高？原来我们真的是世界一流的微生物系，以前只是没有机会表现而已。”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香港大学又有了表现的机会。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香港大学教授支志明以“

　　金属配合物中多重键的反应性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去年，也是在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香港大学外科系荣获另外一个国家级的科今天技大奖——科学进步奖一等奖。

　　实际上，香港大学这些年获得国家级大奖的数量不在少数。单是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个奖项，自从１９８９年香港高校参与评审以来，香港大学已经拿了１０个奖项。香港大学在禽流感研究、肝脏移植、合成化学等方面，在国际上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很多人得出这样的结论：香港的高校用重金吸引世界各地学者到此任教，这是它在科研上能够突飞猛进的关键。对此，徐立之说，香港大学从全球招聘在学术上有一定地位的老师。对一名学者而言，考虑的因素会有很多，比如说，学校风气、政府资助、房屋分配、子女教育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要看这个学校是否对自己的学术发展有长期的支持。“一所大学要想有学术地位，就一定要有研究。”在徐立之校长看来，充足的资金对一所大学的科学研究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一所大学能够发展的关键。徐立之认为港大的科研之所以有长足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它有非常好的学术风气。这种风气的建立，不是一位校长、一个负责人就可以做到的，是经过长期积累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港大有良好的机制可以保证学者们从事科研活动。“我们既重视他们的学术自由，也注重他们的发展”。

　　内地很多高校都认为香港高校科研经费非常充足。但实际上，香港在研究方面投入的资金仅占ＧＤＰ的０．５％～０．６％，远落后于亚洲“四小龙”中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来自实业方面的支持几乎没有。而香港做科研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内地。

　　徐立之介绍，香港高校的科研经费大部分来自政府拨款。政府根据学生的人数给学校拨款，学校要想发展科研，就要对这笔经费进行重新分配。港大会把拨款中的一部分钱拿出来作大学发展基金，支持不同学科的研究。香港的研究资助局也有一笔经费，按照政府的规定，２０％～２５％用于研究，港大则把４０％用于研究。

　　港大的学科发展是学者们自由竞争的结果。每个学者如果想获得一笔经费从事研究，就必须提交一份详细的学展报告。学校则组织相关人士进行评审，根据学校的发展需要确定研究项目。港大的“内部研究战略方法”规定，对研究项目以在出版、国际声誉、研究成果等方面的绩效为基础进行学术研究的评估，同时需要接受其他单位和其他学科专家的评价。实施此战略方法有助于发现不同学科的发展情况，确定经费的划拨，从而确定杰出领域的重点发展对象。如果一些学科发展非常重要，尽管资源不多，学校也会投入大笔资金。比如说前段时间，港大为基因研究投入１．５亿港币，并组织跨学科的研究队伍。学者们申请到资金以后，就可以按照制定的计划进行研究。学校不会每天盯着他们，要求他们出阶段性的成果。徐立之校长说，学校会对老师进行考核，老师自己做计划，主要靠自律。平常的考核比较宽松，不要求一定出成果。但是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候，学校会从世界各地请来专家，进行严格的评议。

　　“很多努力不能立刻看到成果。这就如同一所大学不能立刻变成一流大学一样。”徐立之校长说，“我们就是希望营造这样一个氛围，让老师按自己的兴趣工作。”

　　　　　　　　　　　　　　　　　　　　　　　　　　　　　　　　　（摘自互联网）

(转载自南通教育科学研究中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