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门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三十年代，正当民族处在存亡危急之秋，我在私立海门中学求学五年。我是在1935年秋入学的，1938年3月，海门沦陷后，私立海中曾迁上海，是为沪校。部分师生在海门江家镇又办起了海中，是为海校。我先在沪校读完初中，又在海校接读高中。1939年秋，沪，海两校合并，初中部设在海复镇王己劲宅，高中部借曹家镇公仁花木行房舍开办。就在这学期，海门中学高中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早在抗战发生前后，我们一批学生就受到历史教师马尔骏(一行)，英文教师陈彦儒等启发教育，懂得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抗战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丢失大片土地，深感痛心；海门沦陷后，我们眼看着日寇占领我县大部分集镇，而当时的“游击队”，什么陆绍林、丁聚堂啊，以及后来的张能忍、孙信符，张翼等等，一时山头林立，游而不击，热中于互相火并，对老百姓则关卡林立，摊捐派款，甚至敲诈勒索，绑架抢劫，干尽了残害百姓的事。目睹这一切，我们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对民族的命运深为担心。
　　1939年初，抗战支队第二政工队开到海门江家镇和海复镇一带活动。政工队的队长是洪绍唐(洪泽)，副队长是廖绪忠，一批男女队员都是爱国的青年学生。他们经常在我们学校附近活动，有时也到我们校里来宣传抗日。有个女同志叫马世和，还有一个叫姜班华，她们采取交朋友，开联欢会、教唱革命歌曲，介绍进步书籍，谈国家大事等方法，和我们接近。我们有时也去他们驻地谈心，看到了他们艰苦朴素的生活，一心献身抗日事业的伟大精神，深受感动，受到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感到无比温暖。我们从他们那里看到了民族的希望，心底里激起了革命的激情，浑身翻起了抗日的热血，并在心灵深处点燃起共产主义理想的火花。
　　1939年秋后，我们在曹家镇的海中高中部也开展了抗日活动，教唱革命歌曲，向同学介绍革命书籍，办壁报宣传革命思想，冒着严寒走向街头和村庄，激昂慷慨地宣传抗日，还为前方抗日将士捐募寒衣……可是学校当局一口咬定“救国必须读书，读书便是救国”，反对我们从事抗日活动。他们竟指使一些人在晚上撕掉我们白天刚出刊的壁报。可是，叫我们不要抗日，这哪里做得到呢?他们以为我们是“赤化”了，想抓我们的“把柄”。一次，趁我 们不在校，闯到我们宿舍里搜查，但是没有抓到可以加罪于我们的真凭实据。
　　1939年12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校方突然改变我们高二班的课程，叫我们到操场集合上军训课。我们刚站好队，一支部队开来了，那是实业大队董伯祥部，荷枪实弹，把我们团团包围起来。军事教官点名：
　　 “汤建康！”那时我的姓名叫汤建康。
　　 “有！”
　　 “出列！”
　　 接着又点了顾培华(胡之)，沙象先、陈林治，倪锦辉、盛锡鳌和梁永仁(马力)，一一出 列。实业大队的士兵把我们押到校长跟前。校长板着面孔，给我列出四大罪状：诬指我们是 “共匪"，进行“赤化宣传”、强拉民侠，敲诈勒索，宣布将我们七人开除出校，声言要把 我们解送省军事训练总监问杀头之罪，随后，令押赴实业大队驻军队部。
　　 蔡织云(力平)等女同学看到我们被捕了，立即发动罢课声援，要求学校当局五条件释 放。我们七人也在实业大队队部展开斗争，责问他们凭什么理由扣押我们。由于同学们团结 一致的斗争，学校当局自知理亏，不得不将我们释放了事。我们取得了初步胜利，就进一步 要求学校当局承认错误，停止迫害学生，收回开除学生成命，允许学生有抗日自由。我们在 校内外广为宣传，并呼吁学生家长和广大群众声援学生的正义行动，制止学校当局迫害学 生、但学校当局仍不准我们回校复课。我们又找校长当面说理，他从此不敢露面。他怕事情 闹大，就变换手法，一面在学生家长面前说我们坏话，一面又托一些家长劝阻我们的行动， 同时请人转圜，在曹家镇一家商店办了酒席，请我们吃饭，企图软化我们。我们去了，但不 吃他的，自己掏腰包备了酒莱，以示庆贺。由于软硬手段都不奏效，校长只得采取折衷办法， 即撤消开除处分，发转学证明书，让我们七人转往它校，我们只好离开诲门中学，各自寻找 共产党和新四军参加抗日。我从此真正走上了革命道路。

（汤寒松文）